王璜生，美术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创办和策划“广州三年展”、“广州摄影双年展”、“CAFAM双年展”、“CAFAM未来展”和“北京摄影双年展”。策划“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和“中国人本 • 纪实在当代”摄影展等大型展览。

王璜生在画室

2015年1月20日下午，正值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第二届CAFAM未来展：创客创客•中国青年艺术的现实表征”展览期间，我们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此次展览艺术总监王璜生。繁忙的他看起来略显疲惫，作为馆长很多事需要亲力亲为，因此我们的访谈也在见缝插针中得以完成。

策展人、艺术家和馆长的三重角色

采访者：您十几年来一直做美术馆，同时自己又是做创作出身的，那么您觉得一个策展人与他是不是搞创作有多大的关系？

王璜生：其实我觉得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觉得好的策展人，特别像西方很多策展人是不会搞创作的，中国的策展人其实也有很多是不搞创作的。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背景不太一样，我是从小就搞一点创作，然后再来读理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创作与学术研究思考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从我作为策展人的身份来讲，由于我的创作背景，那么我可能对一些技术问题、对画面或者作品有更直接的一种感觉，有时候会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去想问题，去感觉问题。

反过来我的创作也会因为我做了一些理论研究或者策展工作而有一些影响。比如我在策展中见到了很多艺术家或者说接触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那么我在创作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采访者：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有近20年的时间担任美术馆馆长一职，那么您对这份职业一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吧？

王璜生：理想的美术馆馆长，应该是一个有学养史识、有文化抱负、有职业道德操守、勇于担当风险、有管理能力的美术行内专家。他兼具美术史家、美术管理者、有责任感、有良知、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多重品质。除此之外，还必须坚持做人的准则，对历史、对艺术、对公共文化积累，对公众负责。办一个具有一流水准的美术馆不容易，即便达不到一流水准，至少要问心无愧，要对得起馆长这个职位。

工作和实践很具体，现实和社会也很具体，尤其是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美术馆现实。但是，思考、研究及写作却可能成为我超越于工作和现实的一种精神的手段，而我更希望并努力于这样的精神思考和写作能够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及学理的基础之上，能够既针对于中国现实的美术馆问题，同时对“美术博物馆”的规范化建设、学理性发展和理论性建构有所作为；既记录和思考中国的美术馆工作实践中的过程和努力方向，又体现作为知识分子和美术馆馆长可能应该有的那么一点社会责任和理想，及学术信念。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保持和坚持个人的立场及操守、个人的学术品格及生命理想，以体现自己作为“人”应该有、也可能有的一种人生价值。

策展标准的建立

采访者：您曾经提到过不管是策展人也好，美术馆也好，都需要建立一个准则，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准则。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准则应该由什么样的机构，或者什么样的机制来建立比较好？

王璜生：第一，建立标准的问题。就像美术馆一样，应该是多重的建构才能成为一个组织和规范化的操作方式，这应该是理论界自身的事。策展人去做展览的时候，要接受批评家批评，理论家的介入或是批评、讨论，要接受他的问题和意义。这样的东西慢慢积聚之后，便会形成标准。

第二，标准的建立是多方面的。包括艺术家、观众，他们在展览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些看法和观点，这也在不断地影响策展人如何定位自己的工作。

第三，整个社会的评判机制。媒体也好，理论家也好，有些批评只是私下的评价，但有些则会变成社会批评，或者成为社会的声音，这些声音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声音会影响到策展人的方方面面，比如筹款。这些东西便慢慢形成了标准、规则，以及规范化的操作方式。

采访者：您从机械工厂的工人起步，然后读书，去出版社、画院工作，最后来到了美术馆这个系统，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的呢？

王璜生：“工作”对于我们的一生来讲，可能占据了绝大部分最重要的生命时光。也许，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和生命过程中，我们会不时地提醒及警觉自己。古训所言的“君子慎独”，所指的更可能是一个人如何在纷纭杂乱的现实社会和人生过程中，兢兢业业地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存在性。尽管这样的独立性和存在性对于轰轰烈烈的社会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也许对于自己的人生，可能有那么的一丁点意义。为了这样的一丁点的生命意义，我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和生活。

采访者：为了那一丁点的意义，我们都需要继续走下去。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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