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蒙面歌王》等真人秀歌唱节目在中国的崛起，真人秀这个词语也开始风靡全国。那么，在真人秀这种娱乐形式变得越来越“热”的背景下，真人秀歌唱节目迅猛发展的背后又有哪些隐患呢？为此，研修院中青四期校友、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艺术广角》编辑苏妮娜为大家揭示中国当下真人秀歌唱节目中可能存在的制播困局：

“真人秀”是舶来的说法。起初，我认为，只有像吉姆·凯瑞在《楚门的世界》中所演绎的那样，以镜头全方位无死角地记录与直播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才能称之为真人秀。后来，我发现自己是被这部电影给误导了。应该说，在预先设置的真实情境中真实人物的真实反应，例如《爸爸去哪儿》和《偶像来了》这样的节目，固然叫真人秀，像《奇葩说》这样选手和嘉宾坐在直播间沙发里唇枪舌剑展开辩论的节目，以及《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蒙面歌王》等主要以歌唱为主推出歌手的节目，在广义上，也可以称为真人秀。事实上，只要有真人在现场发挥环节，而不是全盘靠剧本事先设计的节目，都是真人秀。

真人秀成了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类型，是最近这十年出现的事。在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中，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深刻影响甚至是主导性的角色，但人们对其文化属性的关注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真人秀这种新的电视节目类型，尤其不够。其实无论你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批判者，还是作为消费文化的主导者，无论你是想反对它，还是想支持它，要对当代社会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应该绕开真人秀这种鲜活的文化现象的。毕竟，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来理解中国现实。这是我持久关注这类现象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原因是，作为观众，我觉得它很好看，很有趣，而好看和有趣必然是因为深刻蕴含着人性深处的东西，而这正是让我深觉好奇，甚至为之着迷之处。

作为真人秀，《中国好声音》《蒙面歌王》以及上半年的《我是歌手》这几档歌唱节目，也必须承担“真人”与“秀”的双重任务。所谓“真人”，就是指参加节目的嘉宾和选手都是以真实的、个体的身份在表达或是在歌唱。而“秀”则是指表演本身。近年来真人秀节目的大规模流行，不在于看的是“秀”，而在于“真人”，因为“秀”给人看的是才艺部分，在传统的“青歌赛”等节目中，观众同样能看到。差异性和新鲜感在于“真人”，是倡导基于表演者独特个性和生命经历的“真实性”，与之适配的是观众渴望的“真实感”。这种强烈渴望，正是因为人们厌倦了表层社会话语带来的反弹。

因此，所有真人秀都非常注重讲述的环节，即注重讲故事的能力与谈观点的能力。就拿第四季“好声音”歌手贝贝来说吧，她那热爱歌唱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永久地失声，因此，贝贝被封为“替父”歌唱的木兰，每次贝贝上台，镜头都扫过：父亲在台下用无声的声带歌唱。镜头、歌声、语言，共同交代了这个感人的亲情故事。而贝贝本身非常有冲击力的、汪峰式的励志型歌唱，与她的故事构成极好的呼应。

《蒙面歌王》和《我是歌手》等，采用成名歌手回归舞台的方式，似乎与“好声音”相比，故事性比较弱，所以，往往用“蒙面”等制造悬念，这才提供了新鲜的戏剧性效果。

至此，这里出现了一组刺眼的对比：一面是话题感、热闹感、情节性的不可或缺，这是对观看者的讨好，背后是收视率推动；另一面又是专业范儿标榜的独特、优秀、个性、真我，背后是音乐力量的要求。两者搅和在一起，既内在矛盾又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好声音”最初所提出的选拔中国“最好的声音”等初衷，就在不断的故事讲述中模糊掉了。由此，根本无法追问，每次选出的冠军后来去了哪；歌手们的音乐“梦想”与后来的发展，也无法一一对位。

还不止如此，在享受音乐的层面，“好声音”之“好”，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但是一旦进入赛制，这个标准就绝对化为谁是冠军、谁是歌王、谁是某大奖的最终获得者，电视观看所需要的比赛的激烈性，那些欢呼掌声与尖叫，与音乐所需要的静静谛听的环境与心境，显然也构成一对矛盾。各种赛制的天然缺陷，导师的尴尬处境，歌手形形色色的欲望和诉求，这些都以一种天然和真实状态呈现在荧屏上，而对这些的无能为力，也同样是真实的。这也构成“真”的一部分。

既无力解决这些悖论，又不想放弃好的机遇，电视上的真人秀节目便以续集、复制、移植等方式继续大量衍生。也许有一天，当所有这些累积到一定程度，变局就会出现。　　

来源：辽宁日报

校友名片

苏妮娜，新利luck18官网中青四期校友，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艺术广角》编辑。从事文艺理论评论的组织、策划和写作。曾获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首届东三省电影论文评论奖一等奖、第四届飞天奖电视剧优秀评论奖二等奖等。针对当代的影视、文学、戏剧等艺术门类，发表评论已逾十万字。见诸《中国艺术报》《文学报》《辽宁日报》等报及《中国图书评论》《名作欣赏》《当代作家评论》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