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日，澳门一期全体学员在首都剧场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易卜生话剧《人民公敌》。观后，学员初歌今有感而发，撰写杂谈《在北京人艺观看<人民公敌>》，该文于6月10日发表于《澳门日报》。此处再做分享。

初歌今（左）与《人民公敌》联合导演韩清合影留念

从五四新文化时期开始，甚至在此之前，“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思想与作品便已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艺术界，诸多耳熟能详的中国近现代文艺大家及其作品或多或少地从易卜生的思想与作品中获得过创作灵感。

《人民公敌》是易卜生创作的著名社会问题剧之一，地理背景设定在挪威南海岸的一个小城市里。代表科学、理性、公平、正义的医生为了公众利益发声，但是在利益集团的操作下，在权力与资本的运作下，掌握真理的医生被群氓抛弃，彻底站在了盲目的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成为了一个孤单的人，成为了全民公敌。

如果不是因为剧中的人物姓名不是中国的，如果不是因为剧中的语言形体表达以及服装空间装饰是有些欧化的，那么整部剧作看下来好似根本是在描述当今中国某个城市的社会现象一样。这是一部很适合当下中国人观看的戏，说整部剧作是在写一群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不为过。

有人说易卜生是“超越时代的预言家”。

相对于西欧而言，易卜生时代的挪威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却也是挪威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阶段。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封建腐朽思想还有保留的同时，又有资本之恶出现了。伪善者与投机者充斥着各个阶层，这些人的心里与眼里只有利益，没有自由与公正。在肮脏念头的驱动下，利益集团与庸俗的市侩小人沆瀣一气，左右着社会舆论，左右着不明真相与见识浅薄的所谓的大多数人的诸多政治经济倾向与人生选择。

《人民公敌》的名号为国人所知已经超过百年时间了，很多人即便是没有看过相关的舞台表演，也是看过相关文本的，所以对剧情并不陌生。我对《人民公敌》的剧情很熟悉，本以为看场戏不会受到多少冲击，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一场戏看下来，竟然感触颇多。最令我感叹的是引起思索的居然仍旧是胡适当年所谓的“易卜生主义(Ibsenism)”，而不是易卜生的现代编剧技巧。

没有否定易卜生戏剧技法的意思。

易卜生不但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戏剧大师，而且也被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当作其风格特征的先驱者。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编剧技巧与传统戏剧不同，也是当年风靡欧洲的“情节剧”以及“佳构剧”的积极反对者。易卜生文学创作的意识与技艺本身就值得关注，而在好莱坞的商业电影风靡世界之际，易卜生一生对抗商业戏剧开拓严肃戏剧的探索，自然更加值得关注。

在萧伯纳看来，“易卜生主义”包括哲学思想与艺术技法两方面。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则是基于彼时中国的历史现实，更看重易卜生的哲学思想，更看重其批判社会的意识以及强调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人民公敌》用通俗的方式论述了哲学命题，在哲学层面上阐释了独立、自由、民主、公正等概念，在相关领域与范畴的观点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相类似。

学员简介

初歌今，男，博士（M.D Ph.D.），1970年生人，字伯平，又名初一、老虎种花等，号剩闲斋主人等；文学诗歌作者、书画作者、艺术评论者。发表小说《嫁衣》、《莲花之后》、《冰心》、《泊之东邻》、《远心》等，另有散文、诗歌、艺术与书画艺术评论若干。曾获得一届“澳门文学奖”与两届“澳门中篇小说奖”，作品单行本有《不渡》（中国作家出版社）、《莲花之后》（澳门）、冰心（澳门）；书画作品曾两次入选中国“全国美展（海外展区）；出品电影《奥戈》多次在国际获奖，并入选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国际电影联合会确定的国际五大电影节之一，九大A级电影节之一。）主竞赛单元。